处治郑筱萸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

昨天上午，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法院一审判决郑筱萸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依法判处死判，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关于他被判死，昨晚网上帖民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郑筱萸死期将至，说明了政府反腐的决心。虽然他受贿的640万元和其他大贪官比起来只是一个零头，可是他手中的权利“事关百姓安危”，杀掉危害极大的社会监管者将有助于形成“反腐震慑力”；也有人说，历史上只有三位高层官员因受贿被判死判：胡长清、成克杰和王怀忠，他们的贪污受贿金额分别是：540万、3900万和2000万，而即使在县处级的贪官中案底1000万元以上也是大有人在（这方面资料在安徽犯官中查找是十分方便的），在高官中，云南省长李嘉廷受贿1800万不是也判了死缓？是不是这样量刑有点随意了？

笔者认为：郑筱萸绝对不配高纯（告发郑案第一功臣，原湖南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职工）曾说的“天下第一贪官”，虽然他为137种药品非法更换生产字号、全家都是贪婪而性，但以他手中的权利，如果“腐败到透顶”、“腐化到极至”的话，起码一年就能利用职务之便捞个千把万。因此，同其他“索贿”构成的贪官相比，郑筱萸案突显的体制、监管、审批权配置等问题不得不引人思考。

依据《刑法》的规定：个人贪污、受贿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可处十年以上徒刑至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死刑。如果郑犯案的情节算特别严重，那么就算杀他60次头也不为过。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就这样杀了他一个人的头，一周后、一个月后、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死对那么正想伸出贪婪之手的官员来说，又能起多大的威慑作用？那些平时巴结于他、行贿于他的药厂和“公关人员”，和那些早腐烂掉的下属官员，以及那些“只要他咆哮一声，就暴打举报人”的侍从、机关工作人员，如果他们是正直的人，郑筱萸就是想受贿也难得手，即使索贿了，怕在受贿几万元时就东窗事发，也就不会在中国“高官之死一书”中浓墨重彩地写下第四篇章了。同时，如果法律和制度上，对审批权有强有力的监管，特别政府历来认真地对待关系国计民生的卫生药品事业，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官员轮换制度，引导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重置因狭窄而严重失去制衡的官员审批权，中国的反腐早就不是这个局面。

可是现在我们发现，郑筱萸似乎成了这件案件的唯一主体，那些设置重重障碍的制度还在大行其道，驱使着那些行贿的商人、那些更贪婪的小“狗腿子”相互勾结成党，形成“权与利”的潜动，其人不除，为害更大啊，因为人生下来不是腐败份子，人在权利面前形成了利益互动才能滋生腐败。如果我们象美国拥有一部《联邦反腐败法》一样，规定只收100美元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不是还有9000万贫困人口的中国所规定的5000元以下不构成受贿罪）；规定审批权一律公开化、程式化，不受个人制约（不是中国许多部门现行的首长负责制）；规定对涉嫌受贿和行贿人进行“有罪推断”，加速腐败的查处进程，行贿人只要交代了问题就不判刑，而事先不交代就会受严惩（不是象中国，普通腐败案件也要半年以后结案）。没有这些制度，中国的官员就没有“畏罪感”；不惩治那么“小腐败”，中国权利场的“腐败成本”与“所得成本”之比就很容易导人向恶；不打击助纣为虐的串案人，中国人的权利观、责任观永远也脱缚不了专制思想的约束。

在这个问题面前，郑筱萸是死是活的问题，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