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您别总受“惊动”了

大凡查处腐败大案要案，或者各地发生令人发指的“黑暗事件”，“惊动中央高层”一词就常见诸报端，即使整件事只是受到了某位“冠中央头衔”的领导的批示，或者中纪委、政法委等中央监察部门例行的深入调查。如果媒体用词准确的话，2007年上半年中央至少受“惊动”30余次了。

过去有人把“惊动中央”看成是正义回归的唯一“推进器”；是“后果十分严重”的前兆；是一件“大事”，“大”到比事件的本身还要“大”。于是，哪怕是一件不值得“中央惊动”的事情，也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比如海南的居委会主任带头袭警，这无非是一件因冲动而带来的治安案件，属于“街隅小景”，连居委会主任犯法也“惊动中央”，上数还有12级的行政级别，他们犯事的也不少，总是要让“红墙内指示挥手”，中央岂不“操心了得”、“难以安眠”？

随着“中央惊动”的次数和频率越来越高，对事件本身的影响也越来越小，是啊，一个人总是“生气赌狠”，难免“威力渐减”。“某某很生气，后果不严重”现在已成为网络的“热门用词”，概是从“中央屡屡惊动后，效果并不明显”而很引发的。

一段时间以来，由中央部委对地方事件进行的调查屡见不鲜，以“药监”为例：“毒奶粉事件”、“弗欣事件”、“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陕西潼关乱收费事件”等等，都是受到中纪委、国务院相关部委等的严肃查处，而在查处的过程中和过程后，贪官依旧在违批新药；药价偏高仍然得不到解决。这说明，现在的地方政府对中央的介入已经产生了“依赖感”，似乎查处社会不良现象、遏制不正之风与他们无关。不信你问问山西省及洪桐县领导：你们那出现“千名学生包身工事件”，令人惨不忍睹，这么重要的恶性事件，你们有愧对人民的感觉？他们保管说：王委员长不是批示了嘛，我们马上就去查处！这种为任一方，却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难道与“中央常惊动”、惊动到“地方等着中央惊动”没有关系吗？

这一点对于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影响更显明。由于“中央惊动”的腐败案件都是大案要案，各级地方纪检监察部门也是“只盯大目标”，对“小贪小污”坐视不管，有的甚至自己也参与收受礼金，因为他们更清楚：反正5000元以下不立案的。这样，以少积多，以小累大，地方的贪官能少得下来吗？受查处的人动辄上百万的案底，哪位公务员还会觉得“收受一点好处”的危害性？可以说，公务员在权衡腐败成本和收受既得利益上，任何人都会发生偏差。这样，在腐败份子的队伍中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晋升现象”，上面不断有人被捉，下面的人不断在增加自己将来的案底，真可谓“生生不息”。其实“判一个小办事员一年徒刑”，比中央生气杀一个省级干部，对反腐的作用要大得多。

有人说“公检法司不办案，犯罪份子少一半”，当然这是笑谈，是不正确的，但是这里也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犯罪份子和社会的不良形象、不正之风是一样的，面临法律的制裁往往滞后于思想上的教育和道德上的规范，当人们的社会活动仅仅局限于“一切依照法律”来规范，这种依赖思想反而会使犯罪率、法律纠纷上升，使正义出现模糊感，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公检法司现在还是人民心目中的“正义归宿”吗？他们早就需要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职业形象了。同样，中央总是“惊动”，地方上就依赖、受羁，而中央不可能管得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更不能建立长效机制，因此，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惊动，越来越小的威力”，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对各级地方建立细化的目标，建立各级官员的问责制和强有力的罚治制度，出现问题无需“惊动”，按章处罚即可，这样引导起到的“疏”的作用，远比“堵”的作用要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