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性丑闻”惩罚制度更加透明化

据《文汇报》报道：中央为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继要求他们每年申报个人收入后，最近又要求对副处级以上干部进行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普查，内容包括官员本人、配偶、子女三个层面。（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2/05/CH0702050012.htm）。很显然，“婚变”及家庭涉外情况，将不言而喻地成为此次申报制度中最严格的部分。

中央全面了解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婚姻和家庭涉外情况，这或许让人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实质上它是十分必要的举措。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已成为诱发大量违法乱纪案件的重要因素，仅2006年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中，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和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他们除经济问题外，都涉及生活作风问题，高级干部屡屡发生“性丑闻”，严重地影响了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

“性丑闻”在中、低、基层干部中也是“泛滥成灾”。当前不少厅局处级以“玩女人”、“包小姐”为荣，这已不再是晦涩难言的现象，什么“五毒书记”、“双枪县长”的“桃色事迹”常见诸报端，再不惩治这股歪风，中国各级官员的离婚率将出现奇高。

按过去的“惯例”：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往往都是在发生了经济案件后才暴露出来，而一旦暴露出来后，对其的处置又十分晦涩，一般以一句“……还存在着严重的作风问题”而一带而过。其实“性丑闻”并非单纯“国产”，在国外，总统、总理、企业的老板、经营人也经常发生类似的“性丑闻”，只要被曝光存在“性丑闻”（当然也包括做假账、逃税等其它丑闻），就要引咎辞职，美国总统克林顿发生“拉链门”事件后，不是提早公开承认错误，也一样难免于一难。从表面上看，过去的中国官员好像都有“坐怀不乱”的本领，只要不发生经济案件，“性丑闻”的问题似乎是没有限制的，加之惩治没有依据和力度，你有我有大家有，因此有措词激厉的评论文章说：“倒下去的贪官95％以上有情人和二奶，没倒下去的也就不会低于十之四五”，再加上不敢引入新闻媒体监督、群众人微言轻、官员本身的“性道德评价体系”崩溃，“性丑闻”这个概念基本没有引入中国，更谈不上什么惩罚了。

性道德是人类最起码的伦理底线，即使在性开放的国外，由于官员的道德品质十分容易影响权利的行使，也影响社会风气，因此国家和民众对待官员的“性丑闻”从不认为是一件小事情。美国在1966年和1976年通过了著名的《信息披露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赋予全体公民有权了解政府官员的隐私权，虽然“性丑闻”不是犯罪，但通过刑法以外的舆论监督和“引咎辞职”的习俗，牢牢守住了官员的“道德生命线”和“社会文明生命线”，其它发达国家也在纷纷效仿这种做法，大型跨国公司也引入了这种机制，因此美国体斯公司总裁被曝光发生了“性丑闻”，也只好自觉下台。近来，中央积极运用干部个人情况申报规定，从源头上掌握信息、实施监控、预防腐败，这种做法一改过去在这方面的“隐讳”和不作为，据了解，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后的决定。关于防犯外逃贪官而进行的“家庭涉外情况申报”更是不用讲，中国目前有外逃贪官4,000多人，1988年至2002年15年间，资金外逃额达1913.57亿美元（据《文汇报》），再不从源头上防犯，中国且不成了逃逸反腐的“天堂”？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出台详尽的监督制度和惩罚制度，与防范“性丑闻”相配套。官员们发生“性丑闻”如何惩戒，“申报制度”中并没有答案，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讳莫如深，犯了事毫无说法，那就成了“说了白说”的制度，进入了“光有布置和检查，没有落实和处罚”的“PDCA循环恶结”。同时，光靠机关认证式的“个人信息普查”，恐难以形成真正的监督效果，因为种种迹象表明：靠部门之间、官员之间检查监督，往往是不够的，不发挥新闻媒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不给官员家属及其人民群众创造可以“指证”的渠道，许多“性丑闻”可能还会像前江苏省建设厅厅长腐化案一样，暗藏在密室里，只有出了经济案件、等他与上百名女性发生关系了、反贪局的人到了，才能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