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的老公：颓废的“绿哥”人群

作者:程万军 (转载)

   这房的主人姓金，大伙都叫他金二，妻子小妍在辉南县朝阳镇做小姐。金二今年30岁，原是工厂工人，现下岗在家。
   金二的妻子小妍几年来挣了不少钱，在市内批地皮盖了房子。来她家做客的几个女子，都在扬州市闯天下。她们今年春节回家，要小妍一同去扬州。小妍向丈夫金二保证，一年内她争取挣8万元钱回家。金二原不同意妻子南下，他看到那几个原不如他的圈内朋友的妻子南下扬州都赚了大钱，春节时回家都穿金戴银的，也就同意了妻子外出赚钱的计划。今天情人节，金二特意安排酒席，一是招待圈内好友，二是给妻子饯行。
   “绿哥”圈中，鱼龙混杂。他们有不成文的规矩，如哪位“绿哥”的妻子从远方回来，关系比较密切的一帮都为其接风洗尘，走时还要设宴饯行，十分隆重。如哪位“绿哥”的妻子跟着别人跑了，大哥都会发动圈内的人帮助寻找等。大哥也是由他们圈内的人推举的，他们的圈子里需“德高望重”的人能在社会上“摆平”各种事宜，在关键时刻也能帮“绿哥”们拿拿主意。
   “绿哥”族中的杨某，他和妻子都是湄市造纸厂的下岗工人。两人双双下岗后，当时25岁的小芳去南方闯荡，杨某则在家蹬三轮车谋生。小芳在外操起皮肉生意挣了大钱，小芳回家后对丈夫实话实说自己在外做“三陪女”，杨某看妻子挣了大钱，同意妻子做下去，并和妻子制定了五年计划，五年内赚够20万后，让小芳“洗手”，杨某则不再蹬三轮车。
   “绿哥”肖某，和妻子小倩均无职业，他家生活一直比较困难。肖某看杨某的妻子在外当小姐发了财，也让妻子出去挣钱。当时小倩不肯，肖某连打带骂，并持刀威胁要杀小倩全家，给小倩破相。小倩无奈，只得到市内一家酒楼做三陪小姐，不想一发不可收拾，几年下来已成了款姐，现在自己投资开一间酒楼。肖某则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家住湄市某乡的“绿哥”陈某，对妻子做这行不但不反感，且对妻子充满感激。原先，他家在村里是有名的贫困户，自妻子在外面当“小姐”后，他家彻底脱贫，家中的破土房也变成了如今的大瓦房。现在，妻子仍然在外面做小姐，他在村子里西遛东窜，每餐小酒不断。　
  “绿哥”们大都是无业人员，都在30岁左右，从社会道德品质上看，他们没有是非标准，不讲社会道义，不知廉耻。
   酒酣耳热时，“绿哥”们和妻子也是情意绵绵，海誓山盟，无法想像她们是如何在别人怀里微笑的。

                             《广州日报》

   如果每一个女人背后，都有一个善良而强大的男子汉呵护着，那么这世界上“小姐”几乎是不存在的。
   恐怕只有转型中的我国，才如此模糊“小姐”的定义，这莫不是“道德是非”模糊的标志？由于“妓女”在中国已成为一个历史词汇，所以那些雨后春笋般的“卖淫女”愣是将好端端“小姐”称呼异化成了侮辱女性的词汇。如今“小姐”一词，已不敢用来称呼年轻的良家女子，否则有可能会遭到一番臭骂。原因是，如今“小姐”前面已隐含定语“三陪、卖淫”云云，故称“小姐”者其实已与直呼娼妓并无二致。这一称呼的异化，实是令头脑不灵活者一时跟不上，所以每当面对年轻女子，难免张口结舌。这其实也怪不得他们。“小姐”一词，中国自古有之，其一直是好词，它是古代人们对有身份的大家闺秀的尊称，其对应身份卑微的小女子只配称“丫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小姐”一词便成为民国年轻女子的普遍称谓。而新中国自改革开放前，“小姐”称谓因其含有小资产级情调是避而不用的。“改革开放”后，经济繁荣，“小姐”一词一度恢复了本色，成为对年轻女子的普遍称谓，但好景不长，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小姐”之称又被异化得面目全非，成为一钟含糊不清的带有色情及歧视内涵的称谓。
    这称呼上的尴尬既是现代这些女人的尴尬，也是那些男人的尴尬，因为他们无非想避讳小姐产生的内因——众所周知的皮肉生意，是需要嫖客的配合和女人身后的男人推波助澜的。
   那些当“小姐”的“贱人”，人人对她们唾弃不止，可当华灯初上，大腹便便的各类“老板们”在公家、私家车中鱼贯而出，“贱人”就是靠这些脑满肠肥的男人过上丰衣足食日子的。“老板”男人占满了“小姐”的卖场，那些被化妆品遮盖了岁月痕迹的小姐们与这些脑满肠肥的客人们相拥，用自己有限的青春和诱人的身体换来一张张的人民币。
几乎每一个“小姐”的卖场，都有两种男人身影的摇曳，一种是脑满肠肥的买方，另一种是“小姐”的共同体：上述的那些“绿哥们”。“小姐”毕竟是靠“屈辱的劳动”吃饭的，如果说这些“小姐”是可耻的，那么那些躺在“小姐”床上强取豪夺的男人以及躲在“小姐”身后好吃懒做的“绿哥们”，岂不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现实中“现实起来”的男人女人的确多了，屈服等同“现实”，而不屈服要承受现实的压力，如此若不“现实”，生活会有多么不易。因为生活不易而屈服现实，“现实”后的确生活会容易许多。那些纵容甚至逼迫自己女人去卖淫的“绿哥们”，他们失去的是男人最中枢的神经：羞耻心。
   当某些男人认为偷窃可以成为行业，或鼓励自己的女人：肉体可以估价而准备大行其道时，这个男人群实在是够可耻的了。
    在一个堕落可以带来暂时的“虚华”和“快慰”的年代里，走向堕落实在是一种诱惑。特别是在急于利用老婆脱贫的男人那里，又似乎是那么的不可抗拒！但是，现实的男人们，单单忘了这一条：连动物中的雄性对雌性以及后代都具赋义不容辞的保护责任，而男人如果失去了这种担当，则无异于撕去了最后一块雄性的遮羞布！
    我们不能否认，那些“小姐”中也有深爱丈夫的年轻女子，即使是在那样毫无尊严的生活中，她们依然保持着对家庭、丈夫的爱。她们大多是中国底层民众中的母亲、妻子。显然她们还没有进入到“小姐”行列之时，她们的人生就已经是悲惨的了。她们和她们的老公的收入显然这无法维持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的基本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要出卖一些东西才能交换到自己的生存。但她们有什么可出卖的呢？想出卖自己的知识——却早已因贫困无法享受到基本的教育；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她们怕累、不值钱；最后只能不争气地出卖自己的肉体和人格为生。
   但是，即便是这样，她们，尤其是她们身后的男人，依然不能得到精神上的认可与同情，否则就是对有骨气男人与女人的共同污辱。
   这里还有一则《杨叶的遭遇》，说的是一个性格刚烈的女子被“村长”逼成了“自愿献身”的“贱人”。杨叶的遭遇代表了一部分男女“现实”选择，这样的遭遇似乎很值得人同情。不能说杨叶面对淫威无可选择，只是她屈服了，没有在强悍的村霸面前坚定自爱到底。当然，即便如杨叶这样被男人所逼的女人，也并非走投无路，正像所有沦入风尘的女人一样，并非没有其他选择。她们只需在自己的尊严底线上绝不退让，沦落并非不可避免。慑于“现实”压力而屈服的女人，在现实中，起码算不上自爱。而现实中的弱者之所以弱，除了社会原因外，还有重要一条，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争。那些“小姐”以及她们背后的男人，不能否认是贫穷势追，但是他们之所以不受人尊重，不是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摆脱贫穷的方式——牺牲做人的尊严（色相倒在其次）。
    任何族群，立身之本不能少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在尊严不失的前提下找到贫穷的出路，这才是找对了路，才有真正的精神出路。